古罗马时期的“共和政法西斯主义”，颠覆了我们的想象_国家_市民_政体

大有学问，古罗马时期的政体其实是军事与政治紧密结合的一个整体。即使是一个普通的罗马市民，若未能直接参与国家的政治事务，他依然可以通过加入罗马军队、参加战争，从而获得参政和参与决策的机会。这种现象充分体现了古罗马共和时期军政一体化的特点。

不仅仅是罗马，在那个时期，许多国家普遍采取了类似的路径，因为这种方式才是生存的关键。只是，罗马在实施这一制度方面尤为出色，展示了这一政策的典型成果。

因此，提升军事力量成为了当时国家政治的一项重要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罗马社会在日常生活中格外重视组织化的军事训练和严格的军规军纪。

在这个时代，所谓的“国家”，实际上既是市民共同体，也是战士共同体。平时，他们是“农耕市民”；一旦战争爆发，他们便转身成为“战士”。这种模式几乎是所有古代城邦的共同特征。就拿斯巴达和雅典来说，尤其是斯巴达，它更是把全民皆兵的观念贯彻得淋漓尽致。

而在古罗马，一旦外敌来袭，罗马城能在短短三天之内，迅速组织起一支超过十万人的大军。这对于当时的罗马人口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壮举。

在这一默认的制度安排下，古罗马的共和政体与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共和制度”有着本质区别。罗马时期的市民，平日里从事农耕劳动，属于普通的农民市民，但一旦战争来临，这些人就会化身为保家卫国的战士。

这种现象，堪称比我们在《帝国时代2》这样的游戏中还要高效。在游戏里，农民忙着耕种、悠闲自在，一旦敌人入侵，警报响起，他们立刻跑向城镇中心，拿起武器防御敌人。

然而，古代的斯巴达和罗马不同，他们的市民都接受了严格的军事化训练，一旦战时来临，这些平日里生活平凡的市民，装备一换，便迅速投入到军事行动中。

在这种情况下，那些通常敦厚老实的市民，在战时也可能展现出暴力倾向，他们争抢战利品、占领土地等行为，这种现象在现代人看来可能会感到不可思议，但在那个时代却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战利品和新占领的土地是他们参与战争的主要动力。

西方的古代斯巴达、古罗马，甚至东方商鞅变法后大秦帝国，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十分相似。抢掠战利品、追求军功奖赏与升迁，是士兵战斗的动力，也是动员民众的关键所在。

普通民众参战，期望从战争中获得财富和土地；而贵族们则更多渴望的是功勋，因为这些功勋不仅能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地位，还能增加他们在政治斗争中的话语权。对罗马贵族而言，军功是他们获得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的关键。

在古罗马，功勋地位极其崇高。胜利的将领会被人们建造凯旋门，并举行盛大的凯旋仪式。对于那些贡献巨大的英雄，国家甚至会派出专门的礼乐队随行，随着英雄的步伐，奏响赞美之歌。而罗马人民也会用崇敬的眼神仰视他们。

因此，功勋在古罗马贵族阶层中至高无上，成为获得威望与权力的象征。“得功勋者得权威”，这句话准确描述了贵族们在罗马社会中的地位。

但需要注意的是，贵族通过获得军功所得到的更多是“威望”而非直接的“权力”。换句话说，虽然胜利能为将领带来更高的威望，这在日后的选举中可能使他们获得更多的元老院选票，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能直接掌控更多的实际政治权力。

古罗马的政治与军事紧密结合，若从“共和政法西斯主义”的角度来看，或许能让我们更清楚地理解。每当提到“法西斯主义”，我们不禁会联想到20世纪的希特勒、墨索里尼等独裁者。我们自然也会认为这些人代表了“独裁政治”和“法西斯主义”的极端。

然而，古罗马时期的“法西斯主义”与20世纪的独裁法西斯主义截然不同。事实上，“法西斯主义”这一词语本身并不等同于“独裁”！它的词源来自罗马的象征权威的束棒斧头（Fasces）。在古罗马，高级公职人员的随从常常扛着“Fasces”，这些束棒成了权力的象征。

因此，早期的“法西斯主义”只代表一种权威的象征，但随着20世纪的兴起，尤其是意大利和德国的法西斯主义，这一概念发生了变质，逐渐与“独裁政治”和“军国主义”挂钩，成为了世界历史上的黑暗符号。

在古罗马，共和体制和“法西斯主义”并不矛盾。虽然共和政体与独裁政体有本质区别，但它们在某些理念上却有共通之处，尤其是在“先手防卫”的思维上——这意味着，无论是共和制还是法西斯制，它们都推崇“最好的防御就是进攻”。

因此，如果把“共和政法西斯主义”改为“共和政军国主义”，或许更加贴切。毕竟，罗马社会崇尚通过军事力量取得政治话语权，这种霸权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国际关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这种心态恰恰符合当时的生存法则——“弱肉强食”。在那个时代，只有不断扩张，才能避免被周围的部落或王国吞并。任何潜在威胁，必须先发制人、予以消除。罗马的崛起并非偶然，其背后是无数周边强大民族和国家的竞争与威胁。

而现代法西斯主义同独裁政治、军国主义的联系，也源于类似的历史背景。例如，德国在二战前的崛起，正是因其在一战后承担巨额赔偿，导致国家经济和国际地位低迷。而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民众的贫困加剧，国家陷入困境。在这种危机下，希特勒通过反对战争赔款和经济复兴的口号，迅速获得了民众的支持，最终登上政治舞台。

然而，希特勒的初衷并非成为战争狂人。在他执政的初期，他确实进行了一系列旨在经济复苏的改革，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这使得他成为了德国的“救世主”。但随着经济复苏，德国逐渐崛起，小胡子开始走向极端，最终以“守护德国生存权”为名，进行一系列侵略行为，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

同样，二战时期的日本也在这种“民族优越感”中找到了侵略他国的理由。他们宣扬日本是“神国”，并通过对民众的洗脑，使他们认为侵略中国是为了维护民族的尊严和生存权。

二战的德国和日本，与古罗马的法西斯主义相比，确实有些相似之处。它们都以“先下手为强”的思维，发动了侵略战争，造成了大量无辜的牺牲。只是，与古罗马时期的“法西斯”意义不同，现代法西斯主义已远离了原本的权威象征，走向了极端的独裁主义与军国主义。

我们提到将古罗马的共和政体理解为“共和政法西斯主义”，并非是将古罗马的法西斯主义与现代独裁者相提并论，而是揭示了一个相似的历史现象：两者都在“先手防卫”思想的指引下，实施了侵略行为。而这种理念在当时的古罗马乃至整个古代世界，都认为是合理且正当的。

因此，古罗马的共和政体、军事化、军功至上和生存主义等理念，并不与法西斯束棒的象征冲突，它们是相辅相